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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嘉诚的危机公关:首度回应国人质疑

文章来源:  2016-07-21 09:58:50  点击:

危机公关案例:很多时候,我的选择,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,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。

我是一个商人,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,无论高的,还是矮的,我都不想有。因为我不是道德家、教育家、更不是什么阴谋家、政治家,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。了解这一点,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。
 
很多时候,我的选择,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,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。

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,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,预示我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,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。目前各种关于我的各种传记,绝大多数是基于文学演绎的穿凿附会,你们都不要信。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,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。
 
和多数普通潮汕人一样,父亲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学,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,读的是一些传统爱国爱家的思想书籍。我成绩既不优秀,也不很差,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,放在街头,站在村口,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异样。
 
如果没有战争,或者我就留在潮州,不会来香港,那么我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,也或者过早死于战火,或者过早死于饥荒和疾病。当然,也可能侥幸度过这些劫难,现在潮州的某一个街道或村庄,悠闲地踱着步伐,没有被批判,也没有鲜花和掌声。当然,很可能比现在贫穷很多,但不一定就不如现在幸福。
 
因为日本侵华,我逃到了香港。同时因为后来的中国内战,我留在了香港没有返回潮州,我的故事因此开启,人生被彻底改变。请注意这个关键点,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,不是我主动选择的。
 
我也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到了香港,不是荣耀的移民,而是逃离的难民
 
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为了经商和学习,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访亲,纯粹是寻找一份家的感觉。
 
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,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,这一点很重要。这就是我的命运,我的人生。
 
但是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,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,这是我的成功之处。如果人生可以重来,我宁愿不要这些艰难的选择。我希望我的孩子们、我的同事们、甚至每一个中国人,都能有主动选择的余地,从容安排他们的人生,不像我李嘉诚

我从普通的学徒、店员、街头推销员一步一步做起来的,直到塑料花厂的总经理。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,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辛苦,但是非常充实而快乐。我早早失学,没有读过太多的书,但是社会就是最好的学堂,我一直在学习,没有停止过,直到现在。我充分理解失学的痛苦,所以后来援建了汕头大学
 
如果我能选择,我愿意坐在汕头大学的课堂,而不是香港的写字楼里。
 
我也不是白手起家,我创业的时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帮助,这一点我从不讳言。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业之神,我感谢在我创业之初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。不过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、也没有去吃软饭,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,还有天时和运气。网上流传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两个极端,都非事实。
 
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香港的来料加工业兴起,欧美的生产转移到香港,这是我的机会。现在回头看来,我成为所谓的“塑胶花大王”,并不是因为我多厉害,只是顺应了时势而已。即使没有我,也有其他人能够享有此名。事实上,我只是“塑胶花大王之一”,擅自称王,是对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。
 
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,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,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,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。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,离开了香港。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,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。
 
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、低价收购土地储备。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,私底下的恐慌。
 
如果左派闹事成功,我将一文不名,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,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,就有我的名字,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。
 
在这个过程中,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,也是均沾的。
 
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,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,可能赚,也可能亏,而且是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。
 
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,都是事后诸葛亮。
 
其后从我们长江实业的上市,到购入老牌英资商行“和记黄埔”的部分股权,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。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,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,当年购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们也都有丰厚的利润。虽然因为缘分我心怀感恩,但本质上是合法、合理的,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。
 
说得比较远了,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,说我忘恩负义,唯我是利,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,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、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,并高呼“别让李嘉诚跑了”。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,是我们这些“豪族”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。
 
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,也是抱持善意,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。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,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,甚至于,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。
 
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、90年代初重启改革、97年香港回归之际,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,各种传言甚嚣尘上,对是否改革开放、是否会回到文革、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、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,抱有疑虑的非常多。
 
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,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,甚至逃之夭夭。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。
 
我只是一个商人,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,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,和很多人判断不同。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,港口、地产、金融、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。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,利用了权力资源。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。
 
回到当年,
 
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,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,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,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。
 
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,我也帮助了他们,带来了急需的资金、技术和人才,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。
 
在本质上,我们可以相互感恩,但是互不相欠,这就是生意。
 
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,这个我肯定。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机会肯定是无限的。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,以及信贷过度,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,下一步会怎么样,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,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。
 
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,其次才是增值更快。
 
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,时间点不一样,考虑的自然不一样,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。除此以外,没有其他原因。就是现在,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。
 
如《别让李嘉诚跑了》一文所说,1967年、70年代末、90年代初、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,我的选择正确,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。
 
但事实上,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,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。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,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。存在这个问题,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。
 
在职业上,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,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。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,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,人生也是残缺的。
 
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,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。
 
很多人认为,商业赚了钱之后,应该回报社会。这个我是认同的。但是如何回报社会,这个分歧巨大。难道商人应该亏本,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?这显然是荒谬的。
 
我们回报社会,首要条件就是赢利、赚钱,这样才能回报人民。
 
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,宗教和教育才是。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,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,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。如果我们亏钱,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。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,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。
 
这就是最好的商业,最好的教育。
 
香港需要寻找未来,大陆需要寻找未来,大中华区需要寻找未来,全世界都需要寻找未来。
 
但是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。地产、金融可以,教育、科技也可以,对我来说,谁是趋势、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,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。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,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。
 
上帝的归上帝,凯撒的归凯撒,商业的归商业,政治的归政治。我就是一个商人,会去努力理解政治,但是我绝不僭越政治,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。

我今年87岁了,已经是古稀之年,安全比利润对我来说更重要。我从来就不是大家说的是什么超人,我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,但我其实更是一个普通的人,甚至是一个老人。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,而不想在晚年再横生枝节。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,正常运转,得到良好的继承。
 
我最后反复强调一点,我是一个商人,也是一个慈善人士,但绝不是政治家、教育家等。我参与兴建汕头大学、汕头大学附属医院、潮州的安居工程等,前后达到150亿港元,且绝大多数都花在大中华区。这都是纯粹捐献,没有任何利益可图。这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所在。能为家乡人做事,能为祖国尽一份力量,是我的荣幸。
 
我只是可能用的钱多一点,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献一样,同是一份心意而已,不高什么,也不低什么。
 
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,我风雨无阻地前去参加,力所能及地以过来人说说一些人生经验,但绝没有任何姿态,那里纯粹是老师们的课堂。

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,也不要把我妖魔化,其实我像你们现在的同事,也像你邻居的老头而已。
 
我和他们一样犯过错误,也和他们一样慈祥友爱。我承担了我的错误,也获得了我的荣耀,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,你们每一个人同样也是。
 
不要给我过多的褒扬,也没有必要泼给我很多脏水,虽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,但是我在意你对你自己心灵的灼伤,以及毒化中国人脆弱的舆论环境。
 
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,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,根依旧扎在这里。我是潮汕人,也是香港人,还是中国人,也是加拿大籍,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。我爱我的家乡,我爱我的故乡,我爱我的祖国,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,我的爱真挚而深沉,和你一样。
 
李嘉诚不会跑,也不愿跑,更跑不了。这是我的真心话,也是我的誓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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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丨李克济
 
这几天,亚洲首富李嘉诚深陷舆论漩涡,关于他从大陆撤资的争论,仍然在唇枪舌剑地进行着。是正常的运作,还是道义的失守?是合法的进退,还是无奈的撤离?义愤填膺的道德审视、唱衰中国的负面猜测、恐慌情绪的传染效应……所有这些元素,使得李嘉诚的撤离变得十分敏感。
 
那么,如何看待李嘉诚“投资路线图”的转向?一些人选择从感性的角度来审视。改革开放以来,大陆的优惠政策、开放环境、巨大市场,是他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石;而这几年来,由于转方式、调结构,大陆经济增速主动回调,李嘉诚的选择就显得尤为扎眼。从普通人的朴素情感出发,好的时候同享福,遇到困难却不能共度难关,这在观感上确实让一些人觉得有点说不过去。
 
然而,看待一件事情不能仅仅停留于感性。即便是有种种“看法”,也只能停留于个人内心的几声嘀咕,却难以从公共层面进行“道德绑架”。毕竟,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动,市场的规则就是遵守法治只要在法治框架内,资本享有来去自由的权利。李嘉诚到大陆赚钱,如果因为曾经给予优惠而主张“不宜想走就走”,即便在道德上有正当性,在道理上也说不通,更与法治精神相悖。
 
今天的大陆,政治清明法治昌明、市场透明,当然有足够的底气接受任何资本的归去来兮。只是,如果缺少这样的大视野,激于义愤而情绪失控,甚至公开叫嚣“别让李嘉诚跑了”,就显得有点落后于时代的不自信了,也不利于企业家树立信心。
 
众所周知,北京长安街的东方广场,上海陆家嘴的东方汇经,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镇的标志性建筑,都打上了李嘉诚的烙印,他的撤离,无论如何都可能被视为一个“标志性”的事件,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说这不代表什么,肯定不现实,但如果对此做过度解读,甚至由此预测中国经济不行了,则显得有些夸大其词。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12%,这么大的盘子、这么重的分量,一个商人的撤离能影响基本面吗?全球化时代,资本流动再正常不过,没必要对此风声鹤唳。
 
与一些人的恐慌情绪相反,中国官方对此表现得从容淡定、举重若轻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表示,“更多的外来投资对在中国投资信心逐步增强”,“我们现在推进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”。
 
斯人已去,难以挽留也不必挽留,市场经济本就是多元经济、流动经济,有人走、有人来,有人看跌、有人看涨。只要中国深入推进改革、坚定完成转型、保持市场活力,就不用担心李嘉诚之后没有资本进来。我们能做的,不是自降身份的挽留,更不是激于义愤的谩骂,而是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,让今天的离开成为明天的遗憾。
 
资本没有国界,但商人有祖国。相信包容开放的中国,会为更多商人留一份温情,不仅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容纳他们,更会以超越金钱的胸怀来温暖他们。如果仅仅把中国视为利益性市场,而不是战略性市场,一些人可能会选择离开。但时间将证明,大陆错过的可能只是一两个商人、一两家企业,而他们失去的,则将是与中国一起成长的整个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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